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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生成逻辑及其化解之道

时间:2016-10-27来源: 作者: 点击: 82次

李爱芹

(江苏师范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摘要: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我国进入了社会矛盾多发的时期,农民工非制度化利益表达呈现出一种高发的态势。这些非制度化利益表达方式主要有以死抗争、集体示威、聚众闹事、日常形式的反抗和创意维权等几种形式。农民工利益表达的制度化渠道不通畅、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维权意识增强、地方政府传统治理理念与方式有偏差、网络舆论助推是农民工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产生逻辑。农民工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化解之道要从完善制度化的农民工利益表达机制、培育多元化的农民工利益表达组织、规范和引导农民工利益表达的方式和转变政府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等方面入手。

     关键词:农民工;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生成逻辑;化解之道

 

利益表达是特定主体为了实现自身利益,通过一定渠道和方式向利益表达客体提出主张利益诉求的政治参与过程[1]。根据利益表达行为是否符合国家既有的法规、条例以及是否符合规定的程序等标准划分,农民工的利益表达又可以分为制度化利益表达和非制度化利益表达两种类型。非制度化利益表达是指不通过法律和相关制度所规定的正规渠道和方式,而是通过非正当或非法的方式所进行的利益诉求表达行为,比如跳楼、自焚、集体上访、静坐、阻塞交通要道等。这些非制度化利益表达行为表现出动机的多层次性、组织的非程序性、行为的非理性、性质的复杂性以及后果的消极性等特点[2]。当前,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我国进入了社会矛盾多发的时期,这种非制度化利益表达呈现出一种高发的态势。这些非制度化利益表达方式以巨大的能量扰乱了社会秩序,制约了现代社会的民主法治进程,侵蚀了国家公信力和合法性,最终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农民工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方式有哪些?其生成的逻辑是怎样的?如何化解?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对促进当前社会的和谐稳定,实现社会公正,完善农民工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农民工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方式

农民工群体在权益受损后,在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受阻的情况下,他们通常会采取合法体制之外的其他非法或者边缘化途径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这些非制度化利益表达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以死抗争

以死抗争是农民工以自己的生命相威胁的行为,常见的有自焚、跳楼、服毒、卧轨等。据有关数据统计,农民工跳楼、跳塔、跳升降机的比例占到64.6%,而服毒、吃安眠药、吞液化气的比例占15.9%,爆炸、自焚占了7.3%,其他如上吊、割腕、剖腹、撞墙、撞电话亭、卧轨、触电等占12.2%[3]。以死抗争是农民工以生命为赌注的一种策略行为,死是他们的手段,其目的是通过这种公开的利益诉求方式获得人们的同情,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引起相关企业和政府部门的注意,以达到利益诉求得到解决的最终目的。日本学者高见泽磨对此类自杀行为有深刻的见解:“逼迫他人自杀的人是会受到法律谴责,在这种正义感情下,对于感到被逼入绝境的人来说,自杀成为最后的攻击性抵抗手段。扬言要自杀,并故意让他人看到为自杀而作的准备工作,仅此而已就可以成为进攻的手段,周围的人必须把这件事当作至关重要的事情来对待”[4]。但是,由于农民工在与企业和政府的博弈中始终处于劣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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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不同社会群体间社会距离及其弥合机制研究(15CSH006);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12SHC008

作者简介 李爱芹(1976-),女,江苏徐州人,江苏师范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位,所以他们这种以死抗争的利益表达方式的成功率并不高,有些农民工还会因为这种极端的方式而致残或送命。

2.集体示威

集体示威是指具有共同利益诉求的农民工组织起来采取的如集体罢工、集体游行、集体到政府门前静坐、集体占据交通要道等行为。农民工集体示威的主要目的是希望通过集体的力量,将事态的影响力扩大,以期引起社会各界尤其是媒体从业者和公共知识分子的关注,给政府和相关企业施加舆论压力,从而达到利益诉求得到满足、问题得到解决的最终目的。这是一种具有“胁迫性”的抗争行为,一般是在涉及到很多农民工的集体利益时,问题非常

严重而且迟迟得不到解决才有可能发生的行为。近年来,农民工集体示威的事件频频发生,其规模、参与人数、舆论影响力以及严重程度越来越大,其中,农民工集体讨薪事件更是呈爆发式增长的趋势。如20101118时许,四川省都江堰市一工地发生农民工集体讨薪被殴事件,致农民工一死一伤。在得知有农民工死亡的消息后,农民工迅速聚集,情绪激动。当地警方赶往现场后,处理不当,与农民工发生激烈冲突,千余名农民工围堵出警民警,阻断都江堰二环路通[5]。农民工因讨薪问题而引发的在政府门前静坐、群体性上访、阻塞城市交通要道等集体示威活动时常发生。这些集体示威活动不是单纯地反映问题,而是起到了将事态扩大化、引发社会舆论普遍关注、向党和政府施加压力的社会影响。从社会影响力和危害性来看,这类集体示威事件更值得政府和社会各界关注。

3.聚众闹事

聚众闹事是一种比集体示威更为严重的聚众滋事骚乱的过激行为,其间大多伴有打砸抢等破坏性行为,甚至有些聚众闹事行为最后会演变成违法犯罪行为。聚众闹事通常会造成群体情绪交叉感染使事态蔓延,引发狂热对抗状态,若控制不及时,容易导致局面失控,甚至会出现伤人性命等严重后果。在当前我国农民工非制度化利益诉求行为中,聚众闹事、武力维权开始逐渐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具体表现为围堵政府机关、打砸抢厂房或企业设备、殴打绑架或杀害企业老板、烧毁警车等等。通常在企业方触犯了农民工的生存底线,各种制度化诉求渠道又走不通的情况下,农民工迫不得已才会采取这种过激行为。这种过激行为使农民工从被侵权者变成了非法闹事者,不但其受侵的权益得不到保障,甚至有些农民工还要为此付出坐牢和生命的代价。

4. 日常形式的反抗

美国农民研究专家詹姆斯·斯科特在其著作《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中提到了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即平常的却持续不断的抗争行为。农民工权益受到侵害后,他们不采取与资方直接对抗的形式,而是采取一些比较隐蔽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不满。这些日常形式的反抗通常包括:怠工、旷工、开小差、偷懒、企业活动消极参与、装糊涂、假装顺从、抹黑企业老板、抱怨、诽谤、偷盗企业财产等等。这些被称为“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的日常形式的反抗行为具有这些共同特点,即它们几乎不需要事先的协调或计划,它们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对抗权威也是其重要特点[6]

5. 创意维权

近年来,农民工采用很有创意的维权方式越来越吸引大众的眼球,比如一些农民工模仿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录制视频并在网络上播放、农民工在社区广场上集体跳骑马舞、裸体讨薪、男扮女装维权、拜神讨薪、农民工子女替父讨薪、微博讨薪等等。这种标新立异甚至有些雷人的底层表达方式的背后是农民工讨薪不得的无奈和酸辛,其主要目的是通过炒作走红吸引眼球以期望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和政府相关部门的介入,并最终得到拿回自己血汗钱的目的。2012年,一段《女民工模仿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讨薪》的视频在网上走红。视频中一名自称农民工的女性模仿外交部发言人的发言风格,与一位扮演“讨薪社”记者的农民工相互配合,一问一答,有板有眼讲述了被用工方拖欠1400多万元的事实。这种表达利益诉求的形式比较独道,引起了政府和欠薪企业的迅速回应。   

二、农民工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产生逻辑

1.农民工利益表达的制度化渠道不通畅

农民工的非制度化利益表达源于制度化渠道的不通畅。虽然在我国当前的法制框架下,他们表达其利益诉求的制度化渠道不少,比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司法制度、信访制度等,但实践中这些制度化渠道都存在不同程度地淤塞、效率低下、功能失调等问题,没有真正发挥其传达民意的功能,这在一定程度上堵塞了农民工利益表达的空间,不能满足农民工不断增长的利益诉求。此外,农民工走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维权会导致维权持续时间长、成本高、程序繁琐而且效果有限。以信访制度为例,大多数信访案件不能得到信访机关的快速处理,信访机关对农民工权益受损事件的解决效率不高。很多地方党政机关对于有较大社会影响的“群访”案件相当敏感和警惕,他们通常从维稳的角度考虑问题,对这类案件采取强硬手段加以压制,这使得农民工对现行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产生了很深的不信任感。一项调查显示,当农民工的利益遭到侵害时,44.3%的人对于政府解决问题的能力比较悲观,认为找政府部门或组织、人大代表等来解决问题“没什么用”[7]。当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难以解决问题时,农民工就会转而采取非法或边缘化的非制度化方式进行利益表达了,比如非法举行集会游行、静坐、围堵和冲击党政机关、阻塞交通要道等。

2.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维权意识增强

与他们的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他们的维权意识较强,他们利益表达的能力和水平也较高。当发生权益受损问题时,他们不会像父辈那样选择沉默忍耐,而是会积极主动选择合适的方式维权抗争。一项调查显示,“当权益受到侵害时,新生代农民工中因为怕被报复而不向有关部门投诉的只有6.5%,仅是原生代农民工的一半;采取投诉行为时,以集体方式进行投诉的,新生代农民工为45.5%,高出原生代农民工17.6个百分点”[8]。他们懂得利用各种维权方式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其中“创意维权”打上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烙印,是他们采取的区别与父辈的有特色有创意的维权方式。

3.地方政府传统治理理念与方式有偏差

当农民工维权意识不断被唤醒,维权能力在不断提高时,传统的政府治理理念和体制却带来了政府治理行为的偏差。一些政府工作人员对农民工的利益表达行为存在认识上的偏差或歧视,对农民工利益表达行为的正当性存在质疑,甚至有些工作人员认为农民工利益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找政府的茬,给政府抹黑,对农民工维权行为不理解、不包容。在这种偏差的治理理念引导下,一些政府工作人员要么漠视农民工的制度化表达权利,对待农民工利益诉求采取推诿、扯皮的态度,能拖就拖或不给予回应和反馈,要么对农民工制度化利益表达行为采用各种 “打、堵、捂、截”的方式,想方设法设置障碍。政府部门的这种或者不作为或者乱作为的治理方式必然会影响农民工制度化利益表达的实际效果,诱发了农民工铤而走险选择和采取非制度化利益表达行为。

4.网络舆论助推农民工非制度化利益表达方式的生成

最近几年来,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利用网络新媒体表达利益诉求的事件逐年增多。当代信息社会,互联网传播信息的优势非常明显,具有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传播成本低、互动性强等特点。新生代农民工对网络的运用非常娴熟,网络新媒介已成为他们利益表达一种新的重要平台,成为他们非制度化利益表达方式生成演化的重要助推工具,博客、微博、论坛等网络工具的发展使得网络舆论成为影响农民工集体维权行动发展进程和结果的重要力量,成为农民工集体维权行为发生的助燃器。网络舆论的力量将零散的、单独的农民工动员起来,形成共同的、一致的行动,助推了农民工非制度化利益表达方式的生成。农民工通过网络发布维权抗争信息,利用网络新媒体的强大传播与放大功能,引导网络舆论的发展方向,引发社会关注及政府问责。例如,201116日,网民“巴蜀妹子”在“四川在线天府论坛”发表了《河北遵化无良开发商恶意欠薪百名四川农民工跪求政府做主》的帖子。该贴一经发布,引起网民的广泛热议,后来引起当地政府部门的关注,从而使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三、农民工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化解之道

1.完善制度化的农民工利益表达机制

制度是规范化治理的重要保障,只有通过规范化的制度安排和顶层设计,农民工群体的利益表达权利才能得到有效保障。当前我国公民表达的重要制度安排主要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信访制度、民主协商制度和司法制度等。如果这些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能有效发挥作用,农民工就不会选择风险较大的非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为有效发挥这些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应通过以下措施来完善制度化表达机制。一是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应增加农民工群体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的代表比例,增加农民工群体利益表达与政治参的机会,倾听农民工群体的利益诉求,使农民工的利益诉求可以通过农民工代表介入决策过程。二是完善现有的信访制度。可以将现有的多重信访机构进行整合,组建一个权责明晰、运行规范且独立于本级政府的信访机构,赋予其独立监查和督办的权力[9]。这样既可以整合信访资源,解决信访缺乏统一协调、无权处理的问题,也可以遏制各部门之间相互推诿,又能够提高信访机构办事效率。此外,还应该拓宽农民工信访渠道,引导农民工群体利用网络平台表达诉求。网络信访具有快捷、低成本、可追踪等优势。建立健全网络信访事项办理机制和网上回访以及网上监督制度既可以切实提高信访办事效率又可以降低信访成本。三是完善司法救济制度。司法救济制度是农民工维权抗争的有利保障,但当前的司法救济制度对他们的保障力度明显不够。应设立专门针对农民工群体利益表达机制的立法机构,完善有利于农民工群体权益表达的相关法律法规,使农民工群体的利益表达行为有法可依;建立针对农民工群体的宪法司法救助、救济和补偿机制,使地方各级政府在处理农民工群体利益表达问题时有章可循。此外,还应简化法律诉讼程序,降低司法成本,让司法救助成为农民工权益表达的有利保障。

2.培育多元化的农民工利益表达组织

当前我国农民工群体的组织化程度较低,当农民工在与强势利益团体抗衡时,组织化程度低的农民工群体的力量就会显得过于弱小。健全农民工组织渠道,培育多元化的农民工社会组织,使农民工利益表达由无组织、单一组织向多元化组织转变是保障其利益表达的重要手段。一是加强工会的维权职能。当前工会对于农民工只是发挥组织上的吸纳作用,许多地方工会的主要职能仅停留在发放福利、组织娱乐文化活动等方面,以组织化力量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方面的功能明显不足。当农民工群体利益受损,想要表达利益诉求时,工会组织就会表现的心有余而力不足。要加强工会的维权职能,使工会真正成为为农民工群体维权的强有力的组织。二是要组建农民工群体自身组织。除了要借助正式的工会组织进行利益表达外,农民工还要组建自己的组织,拓展利益表达的组织资源。同时,政府也可以通过对农民工的社会组织进行有序的社会控制和引导,从而维持社会的稳定和良性运转。组建农民工自身的社会组织需要政府制度政策的支持和经济的援助,也需要政府的规范引导。政府应引导农民工群体在法律法规范围内组建自己的维权组织,以拓展他们进行利益表达的组织资源。

3.规范和引导农民工利益表达的方式

规范农民工群体的利益表达方式并不是要对他们的利益表达进行约束或限制,而是要对他们非理性的、激进的表达方式进行引导。一是应健全能够保障农民工群体利益表达的相关制度和法律法规。引导农民工在相关制度和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合法维权抗争,以合法、合规和合理的形式通过规范性法定程序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二是应提高农民工的法律素养和法律意识水平。政府可以在农民工聚集的城市开设法律培训班,对他们进行法制宣传和教育,普及基本的法律常识,提高他们依法维权的能力,增强他们的法治理念,以防止他们通过违法的方式进行利益表达。三是要增强农民工法律援助力度。在利益矛盾冲突加剧的当下社会,农民工群体遭遇到的权益受损事件层出不穷。扩大农民工法律援助的范围,增强对他们进行法律援助的力度,减轻他们依法维权的成本,从而提升他们对依法维权的信赖感和效能感。

4.转变政府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

政府在对待农民利益表达时应秉承理性和包容的政治理念,转变治理方式,不能一味依靠强制的行政命令来解决问题。首先,需要政府坚持民主执政的理念,优化执政方式和决策过程,包容和理解农民工的民主参与要求和利益表达诉求,处理好政府“维稳”与农民工“维权”之间的关系,转变政府职能。其次,应建立利益表达客体回应机制。在政府和农民工群体之间搭建一个良好的互动平台,对农民工的合理利益诉求能够做出快速有效的回应,减少农民工因迟迟得不到官方正式的回应转而诉诸非制度化利益表达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同时,应推行政治问责制度来约束地方政府的“失范”行为,促使地方政府行政行为规范化和程序化,以优化农民工利益表达的行政环境。

 

 

 

 

参考文献:

本刊创刊于1982年,是由自治区科技厅主管、自治区科技信息研究院主办,由自治区科技情报学会协办、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省级综合性科技刊物,是反映内蒙古自治区科技与经济发展的窗口。杂志入选《中国期刊全文数据(CJFD)》全文收录期刊和《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CAJCED)统计刊源期刊,《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本刊是公开发行的综合性科技期刊,为月刊,大16开本。本刊坚持以科技创新为目标,融科技、经济、信息、产业、市场为一体,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推动科技进步、加强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发展的专业性期刊。